“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着重从四条路径来加快推进建设制造强国，1、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2、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3、推动制造业向绿色、智能、高端升级，4、加速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
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2020年我国制造业实现增加值26.6万亿元，对世界制造业贡献的比重接近30%，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在2017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之一亚洲生产网络的中心，成为全球重要的供应链枢纽。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制造业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在第八章“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提出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重点。
全球制造业价值链正在呈现缩短的态势，可能预示着全球细化分工的阶段性见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显示，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即总出口与总产出的比率）都有所下降，而且在那些最复杂和交易量最大的价值链中，贸易强度的下降尤为明显。这意味着全球化分工的速度在减缓甚至在逆转。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创新能力提升、国内配套能力增强，许多中间投入品实现了在国内生产，无需到国际市场上进行采购。更为关键的另一方面是，“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一些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等，对全球价值链的“缩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生产靠近市场带来的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升、价值链本地化对供应链韧性的改善等许多因素，也在促使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缩短中发挥了作用。
我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苗头，成为制造业发展的最大隐忧。去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表现，是建立在工业技术提升、消费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并且在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时开始。反之，在制造业规模和技术发展不够充分、服务业支撑要素不到位、人均GDP较低时开始去工业化，则是“过早地去工业化”，会导致生产率的同步下降、经济增长停滞，如拉美等国上世纪末以来的情形。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31.5%下降到2020年的26.2%，十年下降了5.3个百分点。2008年~2016年，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比重都出现下降，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9.27和13.26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下降4.97和5.56个百分点。
而同期，德国和日本这一比重大致稳定在20%左右。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和制造业占比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显著特征。
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美国在1968年之前的制造业比重保持在25%以上，人均GDP高达2.3万美元。相较之下，我国人均GDP直到2019年也刚达到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国家约1.25万美元的门槛值还有一定差距，更远低于美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经济水平。
因此，在理论上、经验上和现实层面，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过早过快，必须要充分警惕和高度重视，提防过早去工业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要求，在主要指标中提出了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指标，显示了我国对制造业发展及产业安全的重视，这意味着改变了长期以来单纯认为服务业占比提升代表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
